听钱先生的课，是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。听课地点在宝山路文法学院(二院)东大楼下第三教室里边的一个小教室———第四教室里，一进门就是黑板和讲台。
当时钱先生三十七八岁，风华正茂。目光炯炯，一口清脆的牛津英语，两手常常倚在讲台上，滔滔不绝，边讲边板书。他既深刻地分析作品，尤善于发挥联想，每当他抓住一个话题时，便溯源穷流，由表及，由此及彼，贯通中西，纵横对比，庄谐间出，如万斛泉，随地涌起。
在课外，我也常常见到钱先生，或者在课间，或许是为了等候学校接送教授回家的吉普车，他总是一个人独坐在东楼楼上大教室走廊北面的木窗台上，手中捧着厚厚的、重重的原版书，(有时在身旁还有一大叠，大概是刚从图书室借出来的吧!)孜孜不倦，旁若无人，看得是那么入神。
